大疆李泽湘：两年之后全球机器人产业格局将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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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李泽湘：两年之后全球机器人产业格局将发生巨变

作者/李泽湘

2017年10月29日，领教工坊费敏老师带领企业家们走进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聆听成功孵化出大疆创新等多家高科技公司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的分享。本文根据李泽湘教授的分享整理，经本人审阅。

我于1992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当时学校刚成立两年）。之前我在1979年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留学，然后1983年去UC伯克利读研究生，然后1989年毕业以后到MIT工作了一年，然后在纽约大学教了三年书，1992年回到香港科技大学。


1 / “学院派创业公司”

大概在1999年，我们就开始尝试把实验室的一些科研成果跟珠三角的产业做一些结合。第一个项目是把机器人的一款控制器应用到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之前大家都是从外面采购标准装备，但是随着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很多制造工艺已经实现了本土化，于是装备制造的本土化也就需要提上日程。

但是用一些标准的运动控制零部件，例如控制器、电机、导轨来研制自己的设备在1999年还是比较新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也花了差不多5年时间来面向企业做理念推广、运动控制技术的培训，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产品逐步成熟起来，大概到2005年运动控制产品才真正发展起来。从早期的PCB钻床、滴灌设备到后来的半导体、LED设备，再到后来的机器人、数控机床等等，我们见证了整个深圳乃至珠三角装备产业的发展。今天我到内地很多城市去，一些新兴行业里面的装备公司，例如前段时间我去宁德的时代新能源，大部分是从深圳、东莞过来的，固高在背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人才的匮乏，当时尽管香港科技大学培养了不错的一批学生，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没毕业就跑到硅谷，或者是到美国的学校去深造了，愿意到深圳来的学生很少。所以后面我又在刚刚成立的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承包了一个学科部，按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来设置。从2004年到2010年做了7届，每届大概有50多个学生，加起来大概有400个学生。现在这批学生已经在深圳、珠三角乃至中国的装备领域成为骨干，也创办了不少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科大的几个学生通过机器人比赛，以及一些动手的项目，了解深圳的产业链，看怎么样跟深圳的产业链融合。包括大疆、逸动和早期的云洲智能，这些公司都是科技大学的学生跟深圳的产业链融合创办起来的，应该算是一批“学院派创业公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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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发展出自己的生态体系

大疆为代表的这批项目起来以后，我们都知道深圳的土地、房租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宽阔的一些空间，所以就在深圳周边的光明、坪山，甚至珠海等地考察，最后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来到了松山湖，当时是作为广东省运动控制与装备创新团队的第一批12个项目之一来到了这边。

来了松山湖大概做了四五年的时间，李群自动化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在创新团队的系统里孵化的。慢慢地我们觉得机器人这个领域在逐渐成熟起来，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孵化的模式我们也有一些了解了，所以我们就跟松山湖，还有东莞市政府沟通，能不能把过去这些年我们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跟产业融合，也包括后面我们逐步熟悉的一些资源，包括一些投资机构，像红杉，高瓴等等，有没有可能把这种单个的孵化模式上升为一个系统化的孵化平台，后来在当时东莞市的市长袁宝成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

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原先那种单个的创业团队可以从科大的实验室过来，但是一个孵化平台需要更多的团队资源，这些资源从哪儿来？我们一方面到国内的各个大学里面进行宣传推广，把这个理念和一些成功案例介绍给大学生，让他们了解大学生也能够创业，不见得非要到企业工作很长时间，积累很多经验之后才可以创业。实际上最能创业的时间就是在20多岁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犯一些错误也没关系。

我们也跟大学的教育改革做一些配合，例如与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一个机器人学院。设置这个这个学院的时候我们根据多年的经验做了一些创新，选择交叉学科的专业的学生，包括设计学院、机械、电子、还有计算机乃至数学。在大学一年级进来以后，我们进行二次招生。第一届大概招了100多个学生。前面两年他们在自己的本学校上课，但是我们会涉入很多，一个是整个课程体系，由我们来全部重新设计。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学生安排到企业，展会，甚至到国外的一些公司、展会去参观学习，开拓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品位。

在课程里面我们做了很多改革，以前这些学生要修大概是200多个学分，我们坎掉了1/3。我们的特点是，加强基础课程，例如数学；加强动手的课程，基于项目学习的课程，尤其是要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通过一个一个的project去训练他们的动手能力。

第三个方面就是让他们从工程师思维转变成能够自己去去观察去发现问题，然后才用交叉的技术来找到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大家在市场上练就的，你能够怎么去找到有价值的问题。后面两年这些学生就全部来到这里，我们从一些公司请一些工程师来给他们上课，从香港科大请一些老师来给他们上课。现在三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多学期了。他们在这里待一个学期，我们感觉他们能够做的东西比在原来体系里上四年能够达到的水平还要高。我们的期望是，这些学生到四年级的时候，通过他的毕业设计能够成为新一批的创业者。

我们在不断地挖掘创业的资源，包括到国外的高校、国际机器人大会、科技园区等各种各样的地方发现人才。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最年轻的创业者大概22岁，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创业者，目前年纪最大的是70岁。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摸索出了一些经验。现有的30几个创业团队里面，有几个在跨了一两步之后掉到了坑里，主要是因为市场的情况跟他立项时考虑的情况有差异。但是发生这些挫折也没关系，他可以重新再来。过两天我们会组织一个创业者大会，让大家来交流一下过去半年里取得的进步，碰到的问题。这个大会每年举行两次。

我们都很惊讶，这些年轻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进步，超过了我所见到的任何其他地方的创业团队的成绩。我们与几个美国芯片公司，像TI、ADI，的工程师团队有一年两次的meeting，他们也都非常惊讶，这些小年轻在半年里走过了硅谷等其他地方三年五年才走过的路。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TI公司的CTO过来，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么一个位置很高的高管到深圳来干嘛。他解释说，几年前有一家中国的小公司，老向我们咨询芯片，我们都没理他。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这款芯片的最大客户了。所以他就想过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那家公司就是大疆。所以现在不管是大疆也好，还是我们下面的一些小公司也好，只要我们有需求，他们工程师的响应速度都非常快，很多还处在研发阶段的一些产品，他们也都很愿意提供给我们试用。

我们正在逐步发展出一个自己的生态体系。我们在过去两年的布局有工业零部件、工业装备，像李群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安防设备等等，也有消费产品，而且这几大类的创业团队有相互支持，例如固高的控制器设备可能会为李群提供支持，李群的设备又会支持大疆电机产品的生产。接下来我们想在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做一些尝试。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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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湘答问

问：目前我们国产的机器人跟日本、德国的机器人相比在哪些方面还有一些差距，有哪些瓶颈还没有突破？

李泽湘：我们这边李群的工业机器人主要针对3C产业，就是轻量级的工业机器人。李群是11年左右成立的，在成立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调研。那时全球有“四大家”，安川、Fanuc 、KUKA、ABB；还有“四小家”，川崎、雅马哈、爱普生、Comau。

我们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还处在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离国外的这些公司差距还是蛮大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埃夫特，从奇瑞工程部门出来的一家机器人公司，他们的产品还没有用到奇瑞的生产线上。当时我们也做了评估，国产机器人连成本都没办法跟安川对比，就别说性能了。所有的零部件，尤其是减速器，一个RV，一个是谐波，被日本两家公司Nabtesco 和Harmonic Drive垄断。我们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如果零部件没有突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是没有希望的。

李群起步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定位分析，首先不能去做汽车行业，因为“四大家”在里面已经站的很稳了，所以我们找到了3C产业。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入的领域。市场对了，产品也对了，但是零部件还是不行，后来我们找到一家国产的做谐波减速器的公司苏州绿迪，当时他们的产品还处于研发和试用的阶段，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来。每天24小时试用，试了一年半的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经过修改优化，才慢慢地成熟起来。他们去年出产了大概5万多套，这是中国机器人零部件的一个巨大突破。

以做世界领先的轻量级工业机器人为目标的李群，实际上跟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是同步的。上海工博会11月7日就要开幕了，大家可以去看看。李群、埃夫特，埃斯顿等这几家中国公司已经在逐步实现突破。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与国外公司比较，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公司能够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响应速度要快很多，所以中国公司是有机会的。去年全球机器人产品9万多台，国产的是2万多台，但是有很多是低端产品，我希望高端的能够越来越多。我们相信一两年之后这个格局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问：您是怎么带领这些公司的，或者您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辅导和支持？

李泽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发现学校基本上是没办法教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在很长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些经验。

首先来这里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批年轻人，怎么样选出能够创业的苗子。你可以看到像包括大疆、逸动，甚至美国很多新创公司的创始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都经历了机器人比赛的过程，像DARPA Robotics Challenge（DRC），像中国的Robot Challenge，因为机器人比赛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一个过程，他要学会整个电机系统，包括机械、电子、软件。第二个他要有跨学科的团队结构。然后他还要能够把理论跟实际结合起来。所以有过这些训练的学生已经过了第一道门槛。所以我们会在全国的学校里的机器人队、航模队里面去招一些有想法的学生，这是第一步。

这些学生过来以后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先了解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像汪滔就喜欢玩航模。当然学生们感兴趣或者是想要做的东西，有时不见得每一个想法都能跟市场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漫长的迭代过程，让他们进一步去做市场调研，行业调研，供应链的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再回来跟我们写一个报告，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给他一些反馈。这个调研大概需要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有一部分学生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叫探索阶段。他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三五个人，我们会在团队的组成等方面给他一些建议，还会给他一笔小的经费，让他去做一年左右的探索。他一般会做出一款样机，迭代两三次，然后可能参加一些展会，或者拜访一些潜在客户，给别人看一看，然后得到一些更好的想法。

然后我们觉得他差不多可以注册公司了，我们就会鼓励他注册一家公司，再给他一笔经费的支持。然后他再往前做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他的团队也许有个七八个人、十几个人，他的产品已经迭代了若干次，有一些客户开始感兴趣了，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跟外面的投资者洽谈，或者是我们再给他追加一轮，这样他基本上就走完了从零到一或者是三的阶段，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发展起来了。

问：我是西安开发区政府平台公司的。在您看来，为了提高创业的效率，产学研三要素要需要如何更好地统筹协同？我们怎么给创业团队提供更好的服务？

李泽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在国外，做的比较好的也就只有MIT、斯坦福、CMU这几个学校。去年我们把松山湖的经验带回香港，做了一个叫“香港X”的创业平台，运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效果还不错，有14个左右的项目出来。

但是我到国内很多学校的创客中心、孵化器去看过，效果都不是很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研究课题的设立，往往偏离了市场的或者是行业发展的定位。我们很多国家的科研课题，自然科学基金也好，科技部的各种各样的项目也好，都是说美国人做什么，日本人做什么，德国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种课题即使做了，最后也不能落地。

第二个就是看什么样的学生更能得到认可，得到更多的资源。我们内地的学生能不能读好大学，能不能保研，读博，都是看成绩，就是看那一瞬间的考试的能力。这方面我也上了很多当，以前我在香港科大招研究生，招博士生都是招985学校排名前三的学生，但是最后发现他们的成绩跟创业能力一点关系没有。麦肯锡也做过一个大样本的研究，他们跟踪了3万多名学生，发现SAT分数跟他未来事业的成功没有任何的关系。在美国还好，但是在中国你成绩不行，你基本上你就死定了。那些喜欢玩，喜欢动手，但是成绩不好的孩子如果申请去美国读书，也许他能去到CMU，去到圣芭芭拉。但是如果他要在国内读大学，就只能去三四线的学校。这就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

第三个就是转化的体系。我们一直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说这个对也不对，科技只有转化成产品了才是第一生产力，没有转化之前他就是科技，就是论文，就是一个一个的奖、一个一个的科研成果。在学校和科研成果方面，深圳都没法跟跟西安、武汉、南京比，但是深圳至少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转化机制，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内地大部分城市还是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转化机制。

这个转化机制就是我前面讲的，找到合适的学生，把他们选拔出来，在体系外面建一个孵化平台。现在国家提倡“双创”，很多学校也都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但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只是挂起了一个牌子，开了很多课，最后一阵风过去，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包括中关村，这个咖啡那个咖啡，“咖啡一喝完，回到解放前”。建立这么一个机制确实需要花很多工夫，要去想清楚整个转化路径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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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提倡“双创”，很多学校也都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但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只是挂起了一个牌子，开了很多课，最后一阵风过去，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包括中关村，这个咖啡那个咖啡，“咖啡一喝完，回到解放前”。建立这么一个机制确实需要花很多工夫，要去想清楚整个转化路径到底应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