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故事：揭秘 “五百罗汉”进鞍钢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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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故事：揭秘 “五百罗汉”进鞍钢的来龙去脉

他们的名字就是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是历史。
日前，一则“鞍钢‘五百罗汉’后人来鞍钢共忆峥嵘岁月”的新闻引发关注。所谓“五百罗汉”，指500多名在1948年至1954年间调入鞍钢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新中国历史上，鞍钢“五百罗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


1953年2月27日，鞍钢三大工程之一，炼铁7号高炉正式动工。


1959年秋，鞍钢无缝厂党委书记张毅（左一）、鞍钢副总动力师宋迪夏（左二）和鞍钢经理助理林蔚森（左三）在鞍山二一九公园果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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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名干部到鞍钢

“五百罗汉”的出现，缘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3月，时任辽南一地委书记的杨春茂向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陈云打报告，请求上级派人接管鞍钢。陈云批复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辽东办事处经建处副处长的柴树藩和郝希英被派往鞍钢。4月4日，鞍山钢铁厂成立，郝希英出任厂长。同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鞍山钢铁公司，任命李大璋为鞍钢经理，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杨春茂担任鞍钢监委（军代表）。鞍山钢铁公司成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向鞍钢大规模调派干部。钟翔飞是鞍钢展览馆建馆布展主要策划人之一，对鞍钢“五百罗汉”这段历史颇有研究。他告诉记者：“这时向鞍钢调派干部，是为了加速鞍钢恢复生产建设。”据统计，从1948年至1951年底，调入鞍钢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共191名，这些人不少是东北籍干部，如李大璋是辽宁东沟县人、吴铎是辽宁沈阳市人、林诚是黑龙江双城县人等。
如果说鞍钢“五百罗汉”形成的起始点是1948年，那么，1951年就是一个转折点。
1951年底，鞍钢即将转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仅靠鞍钢近200名领导干部，应对鞍钢生产和基建的组织领导工作，已显得捉襟见肘。于是，鞍钢经理李大璋给毛主席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国家向鞍钢调派干部。毛主席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随即，李富春、王鹤寿等中央领导请李大璋前往北京，共同研究抽调干部事宜。关于其中的细节，李大璋曾回忆说：“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打电话，让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也到北京去，让我和汪道涵打交道。他没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说，他不来也可以，你提名单，提完我们调就行。”
就这样，党中央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派往鞍钢。时任鞍钢人事处副处长的仲恩荣全程参与了这一时期的干部调配工作。他回忆，自己曾随东北局组织部一起奔赴各地抽调干部，仅在浙江省委就待了半个多月。期间，他们审阅了浙江省提供的100多份名单及档案，按照中组部规定的条件从中挑选了73名……抽调工作从1951年底一直持续到1954年8月才结束，被抽调的干部主要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5省。关于这些干部的具体情况，1999年仲恩荣曾经做过一项专门调查，他总结道：“五百罗汉”中有的来自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如袁振、华明等）；有的在地方任过省委部长（如张维明）、省委副部长（如门晋如、张益民）；有的担任过省政府厅局长（如刘镜清、赵克明）、市委书记（如闫志遵、申东黎）、市长（如马成德、袁明秀）、行政公署主任（如王觉）等等。据统计，这一时期共有300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调入鞍钢，福建省永安地委书记高一清是1954年最后一批调入鞍钢的，同时调入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乔石。
从1948年到1954年，党中央究竟向鞍钢调派了多少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据钟翔飞的统计，“是550名左右。”这也才有了“五百罗汉”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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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鞍钢修复一号炼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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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工程”显身手

在鞍钢，“五百罗汉”有力地领导着鞍钢生产建设工作，而鞍钢“三大工程”的建设，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
1953年5月，中国与前苏联签订相关协定，按照协定规定：至1959年止，前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后增至156项）规模巨大的工程。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炼铁7号高炉，是156个项目中最早投入设计与建设的，被合称为鞍钢“三大工程”。“三大工程”均为前苏联提供设计及成套设备，由中国自行建设和安装。由此，鞍钢“三大工程”成为新中国第一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
在鞍钢“三大工程”中，“五百罗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钟翔飞说：“从鞍钢经理层面，有‘五百罗汉’之一的王玉清（曾为陈云秘书），他是负责基建的副总经理。王玉清之下，又设有三个副经理，赵北克、王勋、王文，他们分别负责施工、基建设计、基建供应，这三个副经理都在‘五百罗汉’之列”。1953年12月26日，毛主席60岁生日这一天，鞍钢“三大工程”顺利完成，“三大工程”的竣工投产标志着新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随着鞍钢“三大工程”的结束，“五百罗汉”也陆续离开鞍钢奔赶全国各地。对于“五百罗汉”的离去，钟翔飞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他说：“党中央向鞍钢大规模调派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这是一件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决策，作为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主任的陈云，不仅亲自过问，也亲自落实，以至‘五百罗汉’的最终去向都有着明确的考虑。”1952年3月上旬，陈云第三次到鞍钢视察，在谈到人员不足的问题时，陈云指出：“对生产人员考虑过要‘割韭菜’，要割三刀，今年是第一刀。”在钟翔飞眼中,“这一语道破了‘五百罗汉’及大批生产基建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肩负的使命和未来的去向。通俗一点说，党中央在鞍钢要‘割韭菜’，不是为了给鞍钢自用，而是为了给全国用。因而，也就决定了‘五百罗汉’最终必将离开鞍钢，走向全国。”
从1954年底开始，五百罗汉相继调离鞍钢。不过，陈云所说的“割三刀”在现实中变成了“割四刀”，即“五百罗汉”较大规模地调离鞍钢至少出现了4次。
第一次是1954年底——鞍钢实行生产、基建、设计“一分为三”，基建系统和设计系统从鞍钢整体划出，分别组建鞍山黑色冶金建设公司（简称鞍建）和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这次由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干部调动数量极大，钟翔飞估计“‘五百罗汉’至少有一半以上在这时离开鞍钢。其中，从公司层面上调出的有鞍钢代总经理华明、副经理赵北克等人。时任基建工程技术处副处长乔石就是在这时随部门划出调入鞍建公司的。”
第二次是1956年国家重工业部改组为冶金工业部后，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组建冶金厅局，急需干部加以充实。据仲恩荣统计，鞍钢共向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冶金厅局调派干部，如鞍钢副经理王觉调安徽冶金局任局长，第二初轧厂党委书记余坚调辽宁冶金厅任副厅长。
第三次是1957年至1960年间。此时，为了加快形成鞍钢、包钢、武钢“三足鼎立”的钢铁工业格局，“五百罗汉”中又一批人被调出鞍钢。钟翔飞告诉记者：“从现有的资料看，‘五百罗汉’调往包钢的较多。”据仲恩荣统计，当时鞍钢共支援了全国38个单位，调出副经理4名，厂矿处长58名。
第四次则在1964年至1969年间。此时，中国西南和西北“大三线”建设拉开帷幕，水钢基建和生产、攀钢的生产准备全部由鞍钢包了下来，“五百罗汉”中剩余的一部分人员又前往大西南，其中调往水钢的有鞍钢副经理陶惕成等人，调往攀钢的有鞍钢政治部副主任刘京俊等人。
据钟翔飞的统计，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五百罗汉”中行政8级（副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行政10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调离鞍钢，行政13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五百罗汉”中的比重最大，约占90%以上，这些人也大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调离鞍钢。自此，鞍钢“五百罗汉”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钟翔飞认为：“鞍钢‘五百罗汉’在共和国钢铁发展史上乃至工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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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鞍山钢铁厂监委柴树藩（左二）和厂长郝希英（左三）等在大白楼上合影。


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开工典礼，鞍山市委书记兼鞍钢监委杨春茂在开工典礼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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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或由陈云“命名”

鞍钢“五百罗汉”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何时？又是谁起的名称呢？这是一个困扰了钟翔飞很久的谜题。
经过一番考证，钟翔飞得出的结论是：鞍钢“五百罗汉”最早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就传扬开来。杨晓明是原鞍山市市委书记兼鞍钢监委杨春茂的大儿子，他告诉钟翔飞：“1955年，我13岁，就已经知道鞍钢‘五百罗汉’了。”原鞍钢副经理林诚的儿子林鸿志也对钟翔飞表示：“我在1955年前就听父母说过‘五百罗汉’的事，那时我才12岁。”
那么，鞍钢“五百罗汉”又是由谁“命名”的呢？
为了找到答案，钟翔飞在一定范围内做了调查，最终推测：可能是陈云。这一推测是钟翔飞两个否定性结论之后得出的。
调查之初，钟翔飞曾猜想，“五百罗汉”的提法也许是出自于“五百罗汉”本身，“一位属于‘五百罗汉’之列的人，此人既有文采、又善幽默、还爱直言，比如陶惕成，再如王文、马成德、沙友石，这4个人文化水平较高。不过，调查中这一猜测被一些老干部的子女否定，理由是：“当年，随意将一个宗教历史典故套用到共产党人身上，不但不合时宜，甚至有点触犯禁忌。而且这些老干部多次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即使胆子再大、嘴巴再敞，也未必敢开这种牵涉到500多人的敏感玩笑。”
调查过程中，钟翔飞还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现象——尽管老干部们私下谈论的时候都是直呼“五百罗汉”，因为这一称呼简洁明了，而一旦落到纸上却绝对不图省事，宁可麻烦与啰嗦，也一定采用官方统一表述，甚至王鹤寿（曾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4年担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和吕东（曾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部长）在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文章中，也回避了“五百罗汉”的提法。不仅如此，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鞍钢所有的历史文献中和所有的老干部回忆文章中，都没有采用“五百罗汉”的提法。唯一的例外，是著名剧作家于敏，于敏也算得上“五百罗汉”之一，他在描写著名作家草明深入炼钢厂体验生活的情形时，引用了“五百罗汉”的提法，他写道：“这位体重不超过百斤的女菩萨，身于五百罗汉之间，想用笔尖挑一挑那些耸天的高炉和火焰一般的炼钢平炉。”
那么，鞍钢“五百罗汉”的称谓是否产生于工人中呢？钟翔飞认为“不太可能”。他告诉记者：“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工人群众可能在某些场合见到并了解‘五百罗汉’，但只能是个体，不可能知道五百罗汉的整体情况。即使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不要说工人就是一些干部也对‘五百罗汉’知之甚少。所以，‘五百罗汉’一说出自于工人群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多方收集资料后，钟翔飞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陈云。钟翔飞认为：陈云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主任，不能不过问大规模向鞍钢调集干部这一重大事件，而陈云又特别善于形象化概括，比如当年冶金工业部提出在全国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钢铁企业的方案，毛泽东和陈云一起听取汇报，陈云当场幽默地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也高兴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由此，钟翔飞猜测，“五百罗汉”的提法最早出自陈云之口。然而，由于资料有限，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在钟翔飞眼中，弄清鞍钢“五百罗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再现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的成长历程，也有助于实现共和国钢铁摇篮的历史效应。让他欣喜的是，目前鞍钢集团党委高度重视“五百罗汉”的研究，已将“五百罗汉”历史资料征集、梳理与研究列为重大历史文化课题，钟翔飞相信：不久的将来，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往事将一一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