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细分谈制造业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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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红利细分谈制造业转型方向

人口红利是指因为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也就是说干活的人多，挣钱的人多，有消费能力的人多，所以经济增长快。经济学家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宏观，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微观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小，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往往预示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确切地说，本文将借用“人口红利”概念，阐述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爆发式增长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口红利的释放，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解释一波增长，可以简单说是既得利益者对农民工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为世界工厂。

劳动力不再廉价，但脑力廉价，工程师红利亟待爆发
相比农民工和流水线操作工薪水的上涨，工程师的平均薪资水平实际上是没有上涨甚至是下降的。例如计算机本科毕业95年起薪约5K，但20年以后基本上还是这个数，主要是因为计算机工程师的供给上来了。中国每年几百万工科毕业生，累计到现在工程技术人员规模世界第一。正如30年前廉价劳动力使中国成为廉价商品的世界工厂，今天廉价的脑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高端工业品制造中心。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亟待爆发，首先分析西方人口红利的结构变化。


发达经济体的隐忧：工程师红利的消失
当中国人对德国制造膜拜并神化时，德国人已经在担心他们的未来了。因为德国的年轻人逐渐失去对工程技术的兴趣，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花费十几年时间啃枯燥的数理化知识，而更多的人更愿意选择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因此在德国雇佣一个工程师的成本远高于中国，并且企业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与当年欧美国家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用工荒而被迫转型升级或将工厂转移至中国的情形颇为相似。

欧美国家是“工程师红利”开始最早，持续时间也最长的经济体，起点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代。现在如雷贯耳的企业都是由100年前天才的工程师所创立的，比如西门子，博世，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等等。当时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发展水平绝对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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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1913年欧洲造的龙门钻铣床，用于加工盔甲等武器装备。从图片上看似乎是4轴的，龙门可以前后倾斜一定角度。


Owens全机械自动灌瓶机，照片拍摄于1910年。全部机械运动和逻辑控制全部通过机械外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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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上面两个产品就完全可以理解白种人的优越感。然而今天工程师在西方的地位和受尊重程度已大不如前，人们宁愿从事金融，商务等赚钱的营生或者文化，艺术等高境界的事业也不原意把10余年的青春耗费在枯燥的数学公式上。后继无人是对其制造业的根基是致命的伤害，而中国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值得我们注意。


发达经济体的出路：科学家红利

当“工程师红利”消失后，西方列强惟有开发其“科学家红利”才能保持其竞争优势，表现最明显的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再次是日本。


美国最强的电子，信息，军工，航天等产业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其主导者是科学家（具有博士学历的科研人员），因为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再在自动化设备上进行量产的，研发的成功取决于科学家的智慧和科学理论的突破。目前支撑美国经济的主要是“科学家红利”。

欧洲的强项是传统工业项目，如汽车，化工，自动化设备等，这些产品所采用的都是成熟技术，主要通过工程师（大学学历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产品设计和测试，再由高级技师在自动化/半自动化设备上进行生产，产品研发成功与否取决于工程师的知识及其对技术的综合运用。目前支撑欧洲经济的主要是“工程师红利”和部分“科学家红利”。


图为1900年代，西方技校培训无线电和相关工程技术课堂情形，当时无线电的热门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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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项是光电相关的产业，如元器件制造，化工等，其他传统工业基本都是欧洲的简化和高性价比版本。由于日本承接欧美技术转移时间并不长，所以在传统行业并无重大技术突破，绝大部分行业仍然是利用其相对廉价的工程技术人员成本，开发比欧洲更便宜的同类产品。其最大优势在于技师的经验和责任心。目前支撑日本经济的主要是“匠人（技师）红利”和“工程师红利”，以及少量优势行业的“科学家红利”。


实际上，“科学家红利”并非单指博士生搞出来的科研成果，而是强调理论突破和原创性技术进步，也许叫“发明家红利”更为贴切。科学家和发明家也都是相伴而生的，科学理论发生重大突破的时代通常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企业家辈出的时代。无论是牛顿经典力学还是法拉第电磁感应，无论是麦克斯维无线电理论还是伯努利的流体方程，伴随着不同时代科学理论的突破和体系的成熟，伟大的发明家和工程师们总会把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而他们创立的事业也通常会如他们的名字一样被世人熟知（如博世，迈巴赫，西门子，保时捷，贝尔实验室等）。

芝加哥Commonwealth爱迪生发电厂，1910

爱迪生电器的员工，拍摄于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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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马克吐温在特斯拉的实验室，特斯拉在左侧黑暗处


Adams水电站发电机组安装，该水电站于1895年8月26日投入运营，这是历史上交流电战胜直流电的关键胜利
相比欧美国家在过去200年里波澜壮阔的技术革命，其他国家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即便是被国人又恨又怕又厌恶又崇拜的技术强国日本，其工科技研发的文化根基亦不如欧美，日本人在战后一直扮演小学生的角色，在西方列强后面亦步亦趋但差距仍然明显。在我看来，日本之所以一直跟在欧美后面拾人牙慧，主要问题就在于日本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的科学革命，没有把纯粹的科学理论转变为具体工程技术方案和工业产品的经验。日本企业所有的科技创新几乎全部来自工程仿制和方案优化，而且过度依靠工程实践和经验，欠缺理论支持，所以科技上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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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工程师红利
与日本相比，中国处于“农民工红利”的末期和“工程师红利”的初期阶段。

如果把之前30年由农民工的剩余价值支撑的经济发展阶段称为“农民工经济”，那么接下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将迎来“工程师经济”。实际上这种“工程师红利”已经开始在一些行业内得以显现。比如现在火爆的互联网经济使得一批码农实现财务自由，也让IT民工的收入向金融民工靠拢；此前电信业的繁荣和智能数码市场的兴起让电子工程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在IT，互联网和数码产业，中国厂商的平均水平实际上是领先世界的。由于这些行业相对汽车和装备制造等机械-电气-液压一体化产品来说，研发投入小，周期短，风险小，对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较低，产品开发时需要大量工程师进行设计与测试，因此中国IT和电子工程师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专业扎实而薪资低廉；另外，由于电子产品的制造能力突出，所以产品样件试制周期短，成本低；再有，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允许企业通过薄利多销模式快速成长。所以说“工程师红利”，制造能力和市场容量这三个重要因素使得中国的IT，互联网和智能数码产业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

以此为依据，一些行业也具有类似性质，它们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热点，例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车载数码，工业传感器及通讯等这类产品在技术上即是电子产品结合不同载体和场合的功能提升，又需要结合互联网和移动互联，一旦市场培育起来之后，会有一大批企业快速野蛮生长。

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分析，越是偏软件的产品，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优势越明显，越是用电脑和工具软件就可以做的东西中国人越是容易做到世界第一。但受制于盗版，中国软件业爆发的突破口将会是一些重要但价格昂贵的专业软件。由于发达国家“码农红利”减退，导致软件功能更新速度减慢，因此中国软件业全面赶超是迟早的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光电产品。光电产品在行业分析中通常容易被简单划到电子类或者检测设备中，但是这类产品在技术上是有一定独特性的：其产品系统要求对光学信号进行感应和处理。与机电系统相比，光电系统需要高精度的光学物理器件或传感器，信号处理和成像算法更加复杂。如果按照光电学院学生毕业去向进行行业划分，那么单反，遥感，VR头盔，医疗成像设备，甚至LCD/OLED和工业检测设备都属于光电产品范畴。

目前光电产品产业化最强的是日本，产品最成熟的是欧洲，技术最先进的是美国。

日本的光电产业给我们的感受最直接，其强项在于产业规模和成本控制。比如单反相机的制作需要大量高精度光学器件，电子器件和非标机械部件，需要通过组织大规模高级技师的生产活动对零部件进行复杂组装，最终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目前只有日本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红利结构可以进行单反相机的量产，而中国是有这方面潜力的。

欧洲和美国的人力成本过高，难以降低单反相机这种民用光电产品的的生产成本，因此将主要精力放在工业和医疗等高端产品上。而且工业成像和医疗成像在原理上类似，都是用（不）可见光或某种波对被观测物体进行探测，再将产生的信号处理成图像的过程。

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和资金积累完全可以量产一般民用光电产品（如DC，DV他，3D投影等），并面向高端光电产品升级（如单反，CCD摄像头，工业显微镜等）。

如果说30年前地产商靠剥削“农民工”发财；20年前富士康靠“打工妹”发财；10年前华为靠“EE工程师”发财；今天BAT靠“IT民工”发财；那么未来优秀的企业将通过“匠人红利”，“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获得剩余价值和商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