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匠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雅俗共赏

日本工匠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一、日本的引进传统

世界古代史里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人的技术、古希腊人的哲学和文学、阿拉伯人的诗与宗教、土耳其人的战斗技术是出类拔萃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风土和地缘条件培养出不同的民族特长。

不过在近代以来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动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现代的日本取代了过去中国擅长技术的位置，成为当今世界的技术大国。这确实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和疑问：从不同文明的对比上看，擅长技术的民族似乎仍然没有超出汉字文明圈的范围；于是从“技术性民族”的源流看，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否存在继承性？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日本技术发展的特征就应该蕴涵着中国技术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性和局限性，而古代中国的技术特征同样也是解释日本技术发展源流的参考。

1．  日本人的“开眼”

日本文化是源于中华文明的亚文明。要了解日本技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就要从日本技术思想形成的过程来解释。事实上，日本在吸收来自于中国的文与物时也有一个先后顺序，最初阶段是以物的魅力开道，而后才是思想的消化。这就像近代西方文明的东进也是先有船坚炮利，然后才是科学民主。尽管中华文明全面提升了日本人的文明程度，但最初使日本人迷恋的东西肯定还是那些新奇的物品和魔幻般的制造技术。

伴随着中国的水稻技术向日本的传播，金属文明也传到了日本，比如铁制农具、祭祀用的青铜器、铜镜、刀剑等等。它们有些是由移民直接带到日本，有些是中国朝廷所赐，还有些是通过民间交往得来。目前日本出土的青铜器中，以山形县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前的青龙刀为最早。

当然，对日本人的视觉造成巨大文化冲击的还是佛教艺术。日本人对佛教经书的消化应该是个耗费时间的事。佛教的魅力最初无疑是来自佛像。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在《古寺巡礼》中，用风景诗般的语言描述了华丽的伽蓝、高耸的佛塔、庄严的佛堂和安详的佛像给日本的先人们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以及对他们的想像力的激发。我还是第一次读到过对佛教艺术有着如此感性细致的描述。尽管后来日本人的这类文章看多了，但仍然为日本人的感性力所惊叹。佛教最初在日本兴起可以说是佛教艺术的兴起。佛教造型艺术对开发日本人的感官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智力，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日本最初的佛教普及活动简直就是外来移民展现技术能力和艺术能力的表演。公元588年，日本依靠朝鲜半岛百济国所献的技工和画匠等技术力量，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飞鸟寺。据说飞鸟寺首次表现出日本人自身佛教文化的创造。寺院式样虽然是经百济国匠人之手传入日本，但带有明显的中国南北朝寺院风格。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建成法隆寺，其建筑风格也是典型的南北朝式样，特别是寺中安放的释迦三尊像与南北朝时期的佛像有明显的渊源关系。752年，日本举行了东大寺庐舍那大佛开眼供养会。天皇家族以及来自各地的贵族、官僚、僧侣参加了这场盛会，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开眼仪式，即所谓“大佛开眼”。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原来佛像的功能主要是“开眼”！进一步说，日本人接受外来文明或者感受先进文化的起点就是开眼，日本人的文化启蒙是从开眼开始的。

这个“开眼”很有“开发眼力”的意思，它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型知识的起点。神佛是有形的，可以看到的；反过来说，有形的、可见的东西也是有神性、有佛性的。这说明：日本人即使在获得最高级知识（对神的认识是古代世界的最高级知识）时也离不开有形的可见的东西，所以，在“器”的层次获得知识是日本思想的最基本特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形而下”的学问。

世界民族史里有这么个说法：犹太人的鼻子，中国人的嘴，日本人的眼睛。据说犹太人的嗅觉异常发达，并且他们非常信任自己的鼻子。这是因为犹太人常常转念于神灵，而神灵是刺激嗅觉的。比如说，在《圣经》的开篇《创世记》里，耶和华是将生气吹进他所做的土人的鼻子里，才使土人变成有灵的活人；而老眼昏花的以撒是通过气味来最终断定谁是自己的大儿子，尽管穿着老大衣服的老二骗过了他的鼻子。实际上，当我们回到久别的故乡时，最触动我们灵魂的不是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它特有的气味——原来灵魂是闭着眼睛用鼻子来感知的！难怪我患鼻炎时像丢了魂儿似的。

中国人的嘴自然天下闻名，世界各地火爆的中国餐馆就是证明，而且我们的老祖宗还用品尝百草的方法开发出神奇的中草药。同时，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喜欢雄辩的民族之一，乃至“吵架”不仅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一种学术形式。听中国人聊世界杯足球比赛特有意思，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嘴远远胜过自己的脚；如果调侃足球比赛的水平也算成绩，中国人肯定会次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一不留神还可能弄个冠军呢。

中国人对嘴的信赖使中国人的学问离不开一个“辩”字，这不仅是追求口腔快感，更是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甚至到现在，口才培养仍然被当成中国青年的一门教养课。这很像是说真理就隐藏在自己嘴里，只要不停地磨嘴皮子就能让真理现身。当然有真理在手，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权力。

如果说上帝造人时是把生气吹进犹太人的鼻子，把生气吹进中国人的嘴里，那么，日本人恐怕是从眼睛接受生气的。日本人常说我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日本人的眼睛确实敏感而发达。这当然不是指眼睛的大小，而是指眼睛的多功能性和刁钻度。日本料理素有“用眼睛来享受的料理”之称。尽管日本料理的味道还不能与中国料理相比，但日本食品在色彩、形状以及食物器皿上却非常考究和美观。有时我观察日本人吃饭的样子，觉得他们好像不是用嘴而是用眼睛吃，而那闪闪发光眼睛只有饿了三天之后的人才会有。

实际上，这种眼睛的哲学存在于日本人的一切审美活动之中，而“开眼”，大概正是产生这种哲学的一个原动力吧。

雅俗共赏

2．日本人获取技术的方法与特点

日本主动地大规模地引进外来文明的行动开始于向隋朝和唐朝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通常叫遣隋使和遣唐使。仅派遣遣唐使前后就有二十次。当时航海技术不成熟，渡海风险极大。据估计，渡海人员死亡率约为50%。这种求知欲是现在的留学生无法比拟的，当然收获也无法比拟。仅从那些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科技种类看，就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建筑土木、纺织、工艺、农业、甚至还有科技体制等，这使日本有了较完整的科技体系。之后，留学生在日本社会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带回了大量文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开过眼。

这里不妨找个遣唐使的例子看一下。空海和尚（774—835）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空海不仅是日本一个重要佛教流派的开创者，也是日本文化的主要推进者。据说空海是日本历史上无人能比的“万能天才”。他曾经历时七个月达到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长安，游学两年后满载而归。在中国，空海不仅学习佛教，还积极学习美术、工艺、医学、建筑、水利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在《空海》（《日本史探访·大佛开眼与平安迁都》）一文里对空海这样评价道：“他不仅从理论，当然也以视觉的，或者是式样的，甚至是以物品的形状、造型为媒介来考虑事物，所以他的思考具有三维的构造，思想是立体的体系化的。这也是他的特色。”也就是说，空海在考虑中国的文·物时，不仅仅是局限于理论本身，而是从事物的构造开始感觉与思考，是一种构造性的思维方式。一句话，由于考虑到回国后怎么运用和制造，所以一定要亲眼看实物，学会拆卸和组装。在对待知识这一点上，空海的思想代表了日本人的基本思考模式。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要学习外国的椅子制作方法，当然要看一些制作椅子的理论书籍，但是仅仅看书是不够的，你还要看实物，最好把它拆开再装上几次，以了解各个部分的构造和功能。这样就可以在回国后重新做一个椅子。如果你是个有心人，还可以对椅子的某些部分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如果你看过各种样式的椅子，还可以把它们的不同特点分别排列开来，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进、组装；甚至你还可以开发出集坐椅躺椅按摩椅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椅子。这便是日本人接受外国技术的基本方式。同时，这种方式也成为日本人对一切外部事物的思考方式。在这方面，它与原创文明的思考方式有些不同，因为原创文明有“无中生有”的情况，需要纯粹的理论思考——首先要发明椅子，发明样式不同的椅子，然后才涉及改进的问题。

可以说，这种构造性思考和实物感便是日本人思考事物的特点。日本人一般称日本文化是“型的文化”。型的文化就是重视构造性和实物感。如果离开实物感与对构造的把握，日本人将不知所措。日本的神不是活人就是偶像，完全不能想像日本人会像伊斯兰教那样彻底摆脱偶像崇拜。日本人思考时需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的信条是所谓的“现场万岁”，并且只有在现场才能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认识世界。

在日本，不但小孩子喜欢看漫画，大人也喜欢看漫画，而且漫画的种类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日本人喜欢看漫画大概也是因为图画里的“型”的语言吧。我非常喜欢看日本人解释文献的书，《圣经》、《古兰经》、《论语》、《史记》等等现代人不容易明白的书，他们都用图表、箭头把人物关系、事物联系解构开来，像地图一样非常好理解。而且在一些中小学生的辅导材料里，通过图表箭头也把一篇文章的内容以及起承转合解释得非常清楚。这非常符合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的中国传统，实际上也正是中国的方块字为日本提供了型文化的基础，只是日本人的“型”文化表现得更纯粹、更精细。

如果有人问日本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那么还不如问日本人为什么不重视理论研究。日本人不重视纯理论研究，那似乎永远是别人的事——过去是中国人的事，现在是西洋人的事。而且，他们也不擅长搞“虚无缥缈”的东西。日本人只专注于事物的“型”，并把“型”的思考运用在一切有形事物的技术和艺术上。日本的陶器、建筑、庭院、花道、茶道、戏剧舞蹈等都是造型艺术的精品，甚至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举止也是很好的造型艺术。当然，日本文化也常常被这个“型”限制住了。

“造型”文化的主角是匠人或者有匠人气质的艺术家。在日本，匠人的地位很高。日本的电视里有大量介绍匠人工艺的节目，其中尤以厨子居多。如果你问日本人知道哪些在日本的中国名人时，那么他告诉你的一定是一位厨子，甚至是几位厨子。我们国内的名厨姓什么叫什么，我是不大清楚的。虽然也听说过爆肚张、馅饼李什么的，但这都不是个正经名字，而且这些人现在还在不在也不清楚。

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写过一套书叫《匠的时代》，认为日本现代产业的发展是匠人们干出来的。这是很有道理的。现在日本职业人的最高称谓叫巨匠，很少称作大师。大师一般指古代佛教高僧，如果有哪个现代人被称为大师的话，总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夸张，有点忽悠事儿。老实说，如果一个国家多几个巨匠，还可以留下几件像样东西；但要是“大师”随处可见的话，恐怕就不是什么好兆头啦。

雅俗共赏

3．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思想”的

日本人有独自的思想吗？这是一个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也是一个使日本人感到不自在的问题。因为在日本历史上，既没有出现过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摩西、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这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也没有过朱熹、王阳明、培根、卢梭、休谟这样的时代性人物。在日本有名的思想家，在国外往往并不为人所知。即使是在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时，日本也没有出现过像孙中山、甘地那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所以，人们常说日本人对人类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他们只是一些手艺人。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匠人就没有思想，说日本人没有思想。

那么，日本人的思想是什么呢？山本七平在研究江户时代思想家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的理论时，概括出这样一个思考模式：思想=药=方法论。这种考量非常恰当地反映出日本人的思想特点：灵活性+实用性。在日本人看来，思想或者宗教是为了解决人的困惑、排解人心中“病毒”的“药”，不应该把“药”的地位绝对化；为宗教献身或者是“为真理而斗争”就像为“药”献身一样是本末倒置，所以应该以围绕治“病”问题，对症下药。这样，由于“病”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所以，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很少把“真理”看成是普遍性的东西，而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当然这也使得日本人做的“药”常常只适合日本人的“病”，外人无法受用。

于是日本人就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只要能治病，无论中药西药都可以用——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当然，为“新药”开发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别人的事，幸运的是，自古以来一直有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免费的研究成果，他们只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就行。

关于日本人的思考方式，还有一个语言习惯上的有趣解释。一般来说，中文和英文的语法顺序依次是：主语、谓语、宾语；而按照这样的词语分类，日语的语法顺序却依次是：主语、宾语、谓语。

日本出生的华侨作家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书里认为，这种语言习惯的差别刚好反映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思考习惯上的差别。中国人比较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在道德上的说服性，或者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舜臣甚至说：“不议论，中国人就没法儿生活”。而日本人则是重视结果而轻视过程（手段）的价值观的意义。比如，中文是“我喝水”，而日语却是“我水喝”。这说明什么？按照中文的表达顺序，中国人比较重视“喝”这个过程的正当性，所谓“不饮盗泉”、“正义之师”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更登峰造极了。但在日语的表达中，首先是对象“水”，目的是第一位的，至于怎么“喝”，完全服从对“水”的需要；换一句话说，朋友的“水”也好，敌人的“水”也罢，只要解渴照喝不误。

日本人喜欢的一句名言“佛心鬼手”，讲的就有这层意思——日本人是不会对手段的选择附带意识形态要求的。因此，日本人有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语言习惯。这倒真是最功利的实用主义。

所以，如果说中国人是实用的民族，那么日本人则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实用意识，而且在实用性上走得比老师更远。关于这一点，到了近代以后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堺屋太一在《日本是什么？》一书里谈到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时，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中国，有人提出应该积极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意见，但也有人提出“近代技术产生和普及的思想是什么”这类社会问题，甚至有人引申出“如果引进这些，我国的政治社会怎么办”的问题。从1860年到20世纪初，中国人关于这类问题的论文数以万计。但日本人从来就不把技术与思想及社会问题混在一起，而是把外国的技术和制度的具体部分区别对待，采用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日本人是把外来文明中的价值观、理论除掉，只获取外来文明中的技术和教养部分，去皮吃心。

总之，如果把日本人的技术思想作一个归纳，那就是：要亲眼考察现场中的目标，之后对它进行解剖性的结构分析，并且在借鉴他山之石时去掉“抽象的理论”，留下“实用的技术”，最后不择手段地对事物的“型”进行改进、组合。

雅俗共赏

二、日本人的技术传统

1．日本技术的象征：折扇与日本刀

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中国还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发明群和精湛的技术。中国人“发明”技术！那么，古代日本人有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仅仅看日本留学生从中国带回的那些宝贝，还要看日本人的创造。这里不妨先通过古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估计一下当时日本的技术状况。

先看一下宋代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贸易品种。日本出口商品包括金、水银、硫磺、木材、泥金画、刀剑、折扇等。日本进口商品包括丝绸·锦等纺织品、陶瓷、东南亚产的香料、药品、书籍，同时进口大量宋代钱币；其中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满足贵族、僧侣及武士的兴趣，而宋朝的钱币则大大促进了日本货币经济的发展。看来日本人使用外汇的经验确实很长。

再看看明代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贸易品种。日本出口商品包括铜、硫磺等矿产品，刀剑、枪等武器，折扇、漆器、屏风等工艺品。日本进口商品主要以铜钱为主，其次是生丝、绢织物；同时进口药材和书画，中国的书画对日本山水水墨画及茶道等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宋明两代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看，日本匠人已经开始以他们精湛的手艺博得了老师的青睐。其中，最能代表日本人技术特点和审美趣味的出口商品就是折扇和日本刀。

首先，折扇是当时日本向外国输出的惟一一项日本人的大发明。这也说明，日本人的小手由于长年使用筷子，已经灵巧到发明折扇的程度。本来日本的筷子就比中国的短小，这就更能调动手指的灵巧性和刺激右脑的发达。折扇兼有实用功能和社交功能，而它的造型却更符合日本人的趣味。小小的一方天地，可以写字也可以画画，更微妙的是半开半闭收放自如，这非常适合日本人半遮半掩的暧昧性格，也激发身心的灵活。现在日本人喜欢的陶器餐具里仍然有许多是这种半开的折扇型。中国古典名著《菜根谭》里说的“花看半开，饮酒微醉”讲的就是这个味道。当然，如果考虑到日本人的生活智慧，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就是：吃饭半饱。

其次是日本刀。日本刀举世闻名。它的样式非常简单，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样式变化最少的刀。但日本刀在光泽度和硬度等细部要求上却非常高，很有些百炼成钢的特点。这一点非常像写书法字，在书法中写“一”字往往比写笔画多的字更难。因为笔画多的字本身表现力就很丰富，如一幅画；而“一”字则太简单、太单调。因此，要在简单单调的东西上表现复杂的情感，没有多年的修炼是很难办到的。当然，如果修得正果，其美则妙不可言。日本刀就像是在这“一横”上的功夫，它不单对冶炼技术有很高要求，而且只有经过长期身心磨炼的匠人才能锻造出来。

海音寺潮五郎在《日本的名匠》一书里把刀匠放在第一篇讲是有其用心的，这不仅是因为刀在日本的地位类似于宝石在西方的地位，象征着民族的审美意识，而且刀匠的传统在后来的火药枪制造以及制铁技术上都有传承，这就是长期专注于一件事，用最简洁的方法使之尽善尽美。

所以，如果说折扇象征着日本人的暧昧性格和“不足主义”的审美意识，那么，日本刀则反映着日本人的职业个性——对细部的高度洗练以及长期专注于一件事的毅力和趣味。

雅俗共赏

2．“不变”与“流行”

我读石井威望写的《日本人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一书时，感觉是在读一本如何培养匠人的手册，更确切地说，是如何培养一个匠人团队。匠人当然不是机器人，他们有思想，也有由于有思想所带来的弱点；但匠人却要有机器人那样照章办事的品格，有长期专注于一件事的忘我劲儿。

作者指出，在日本技术思想中有一个二重构造——“不变”和“流行”，它可以以伊势神宫和法隆寺为代表。伊势神宫是日本最重要的神社。神社从建成至今，仪式年复一年没有中断；更绝妙的是，它的形式一千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代代相传。法隆寺是日本接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也就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它象征着日本对外部世界的“流行文化”的渴望。于是，作者把日本技术思想的二重构造归结为：伊势神宫的“不变”象征着日本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和魂”；法隆寺是日本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文化的象征，也就是紧跟“流行”趋势，或者说是追赶世界潮流。这大概就是近世日本人常说的“和魂汉才”，以及近代的“和魂洋才”吧。

大家知道，日本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都能够做到既保持民族特色又吸收外部文明。“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就反映了这一点。日本人追逐主流文明的方法前面已经谈过，但日本人说的“和魂”却常常让人费解，很有些玄学的意思。

按照《广辞苑》的解释，和魂是指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它不同于学问（最初是汉学，之后包括洋学）一类的知识，是实际生活中的智慧和才能。但这又是什么样的智慧和才能？它既然不能归结于知识，也就无法用知识来解释，所以它应该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习惯，不仅有固守的传统习惯或规则，也会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出一种返祖倾向。

我在日本的生产线上干过活儿。天天干一样的事并且要心不烦，没有点儿思想觉悟是办不到的，而且光有觉悟也不够，还要有一种习惯。所以，我非常理解石井威望为什么把匠人的“软能力”归为“色即是空”，而且“空”到像机器人一样。说像机器人，是因为其中似乎很少有“熟能生巧”的灵活性。日本餐馆的厨房里一般都少不了两样东西：秤和量杯。即使是在一个地方干了几十年的老厨子，也是用秤称米，用精确的量杯盛水来焖米饭，很少看到有“一把抓”、“一瓢水”技术的劳动模范。所以，你到一个日本人的餐馆吃饭，只要是同名的菜，很少有今天与昨天味道不同的情况，甚至今天和十几年前的味道也一样。

记得我曾经提过几次对厨房工作进行“技术改良”的建议，得到的总是周围日本工友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本来么，当螺丝钉的，就是螺丝钉！如果说在中国人身上有着“熟能生巧”的灵活性，那么，日本人则更多地表现出“道以拙成”的愚韧劲儿。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流行日本推理电影电视剧。大多是，剧情一开始出现一个案件，也就是悬念；之后费尽周折地破案，最后确定谁作案的。其中最有趣的是结尾的场面：一般是找一个地方，破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共同分析案情。全是一个套路，区别只是仇杀还是图财害命什么的，而破案人员和嫌疑人谈心的地点有时是海边，有时是客厅，反正是个清静地方。当时也有中国的电影人照方抓药，于是乎，批评如潮，大多是指故事情节缺少变化，没有创新。

到日本后，我看到电视节目里每周都有这类推理片，因为推理片对话多，有益于学习日语，我常看。但仍然是一个套路，只是细节不重样。中国人无法容忍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故事；没有在结构上大刀阔斧的创新，在全中国人民看来，不仅是毫无价值，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没有点儿“大和魂”，还真受用不了日本人的“不变”。

我们常说“以不变应万变”，有了这个“不变”，至少可以在“应万变”中稳住阵脚。日本的“不变”不仅有着把“魂儿”稳住、不破坏规矩的作用，还有着增强团队协作精神的功能；于是，有了这个“不变”，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追求“流行”了。这一点对于非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着特殊意义，即，这样既可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也可以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而不至于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传统、丢了“魂儿”，乱了自己的阵脚。

雅俗共赏

3．一所悬命

因为我换过多次专业，也换过许多职业，于是一个朋友就劝我道，他爷爷临死前说：久坐必有奇遇。你们看，还是老人家的话说得有道理。仅我看过的在久坐之人身上发生的奇遇，就足以编一套中华成功学丛书。久坐不仅需要耐性，还需要支持这种耐性的智慧甚至是人生观，“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然而发生在日本人身上的久坐，与其说是智慧，还不如看作是习惯或者是世间的造化。

大家知道，现在日本的传统工艺水平已经超过中国，甚至在文房四宝的制作方面也是如此。当然这与政府的保护有关。日本人把传统工艺的名匠叫“人间国宝”，政府有定期资助。

一位日本书法家对我说，他常常使用中国安徽一家传统作坊生产的墨，听说近来它的经济效益不好，要关门了，政府为什么不保护？我无言以对，也不清楚那里的具体情况。但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活文物是需要保护的。这样做的意义不仅是保存活文物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经济，而且是因为原生状态的中华魂也要有个活动场所，不能总是在故纸堆里睡觉或者是弄几个模型供游人参观；它应该是可以从活着的东西上看到。在这一点上，那些传统工艺的作坊比现在拍出的历史剧更有文化力量。

我在日本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点心店。据说它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现任掌柜毕业于日本名牌大学，做过大公司的中层干部，但由于他是长子，必须退职，子承父业。日本的老字号比的是原汁原味，多少年不变，但是原汁原味的点心太甜了——那是过苦日子时的美味，现在的人都注意健康，所以他们的生意不太好，但就是不思改革。

我看到日本的陶艺世家已经干到第十几代传人，大有毛主席提倡的愚公移山精神，心里就想，拿出愚公移山的劲头干活儿，经过十几代的“一所悬命”，如果活儿不精，那才是怪事呢。在日本，把一项单调重复的工作勤勤恳恳地干一辈子，表现的是一种匠人之美，也是一种人格之美。

只要是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就常常会说这么一句话：每一个中国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好了。但现实情况却是，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鼓励人才流动。试想，如果人才们不能在一个工作场所坚持多久，整天朝三暮四，怎么能精一业而有所成就？日本战后之所以能成为技术大国，一个重要保证就是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在相同的职场，人人都盯住一件事，穷其一生干到底。这样，搞不出几项实用技术和技术革新也是不可能。

雅俗共赏

4．超过老师的办法

日本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那些有关物品的制造技术；过去对于从外国引入的先进技术，日本人只需要大约40年的功夫就可以在这方面超过原来老师的国家。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仅有“照葫芦画瓢”的本事，而且画出来的“瓢”比原来的“葫芦”还漂亮。下面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制造大佛铜像的例子。日本从中国和朝鲜引进铜铸佛像的熔着技术大概始于公元708年，大约40年后，公元747年建成奈良大佛像。所谓溶着技术指的是，大型铜铸佛像不能一次成型，要分成许多模子分阶段铸造；开始时在最初的模子里把溶化的铜倒入后冷却成型，再放置下一个模子，把溶化的铜倒入，如此不断重复直到整个工作完成。由于铜与铁的性质不同，用简单方法很难把冷却的铜和溶化的铜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现代的铜溶着技术是在1960年代才发明，所以用此方法建造巨大铜佛像对古代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它对匠人的工艺水平和细心程度要求极高。现在有名的铜像，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没有采用溶着技术，而是通过在表面粘贴铜板的方法制成。日本奈良的铜铸大佛花了两三年时间建成，没有一次失败，一气呵成。直到1980年代以前，奈良大佛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铜溶着技术制造的佛像。可以说，日本在引进铜熔着技术40年后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和朝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同样的事情还有铁炮（相当于火药枪）技术。日本在1543年从葡萄牙引进铁炮生产技术，40年后的1583年，日本的铁炮生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世界第一，而且日本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也超过过去的老师葡萄牙。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日本近代的生丝技术和棉纺技术。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从法国引进制丝技术，1871年建成样板工厂。当时从设计图纸、机械设备到桌椅等办公用品全部从法国购买，并且还从法国雇佣了十几名技术人员，建成的工厂也是法国工厂的拷贝。但是到40年后的1910年，日本已经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生丝出口国。同样，日本在引进英国棉纺技术40年后也成为世界最大的棉纺品出口国。

40年，正好是一代人一生的努力。如果按照20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计算，这刚好是一个匠人的“一生悬命”。40年有点长吧？这似乎不符合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只争朝夕的愿望，但如果花40年能超过老师，这绝对是个奇迹。

当然，这里的匠人更多地是指分工协作意义上的匠人。从建造大佛像开始到近代机器大工业，不仅每个人要专念于一件事，穷其一生，而且还要培养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如果让我给日本匠人的培养课程开列一张课程表，除了专业技术课，至少要有这么几样必修课：“提高眼力”的哲学课、“君子务本”的思想政治课以及“专注细部”的职业教育课。另外还可以加上一门基础类的选修课：“祖宗崇拜”的传统文化课。如果学好这几样课程，可能用不了40年的修炼，大家就都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

一般来说，日本人是在江户时代接受了匠人培训的系统教育，甚至可以说，日本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性格特征，特别是思想、行为、组织等方面的特征都成型于江户时代。在江户时代的二百多年里，日本人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财富增长几乎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经济成长处于停滞状态。也正是在江户时代，人口多资源少的压力使勤勉和节俭的道德绝对化、理论化，并且使日本人必须专注于一种职业，甚至是对一件东西的细部进行长期琢磨玩味，从而形成对细部情有独钟的审美意识。同样是因为人口多资源少的压力，日本人在一项集体事业中的分工协作意识得到长期的严格训练，从而有了一大批符合标准化生产的匠人，准确地说，是为实现近现代化准备了企业战士。可以说，这些都是来自贫困环境里的技术和秩序感。

雅俗共赏

三、匠人们的工业技术

1．天生的产业工人

近代工业化始于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并在19世纪开始逐步向西欧及北美地区扩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及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

从生产组织上看，这次产业革命建立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大工业体系；与以往工场手工业的经营不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工人都不可能独自地完成一个产品。他们只能在统一协调的分工体制中发挥一个“机器部件”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精辟地论述了机器大工业体系的特点，并阐明机器大工业体系渊源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体制。马克思的论述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对欧洲劳动者生存能力的冲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分工使劳动者丧失了作为独立劳动者的能力，他们只能在工场里隶属于资本家来工作，当然这种隶属最初还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如果劳动者有足够资本的话，自己也可以单干；并且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对劳动者的技能仍然有一定要求，这也成为劳动者手里的“技能资本”。但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已经不可能拥有办工厂所需的大额资本，而且机器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之低，也使劳动者失去了手里最后一点儿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技能资本，这样，劳动者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便从形式隶属发展成为实际隶属。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异化，即一个个全面的人变成一个个片面的人，而且人们越努力工作，分工越发达，他们就越被固定在细部的工作上，失去全面发展的机会。

然而当欧洲人为马克思说的“异化”而痛苦时，日本人却早已开始了适应“异化”的训练，并且，这种训练不仅使日本人能够以“平常心”来应对“异化”，还习惯成自然地品尝出其中的乐趣，发展出专门针对细部的审美情趣。西方人经历近代个人主义的洗礼后，当然不能马上适应分工造成的不自由，这需要一个心态调整过程；而日本人则生长于共同劳动的风土之中，分工就像流水一样自然，是世间的秩序。

所以日本人在一开始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时，就显得非常适应它的分工体制和规格统一化的生产方式，其适合的程度就好像这种体制和生产方式是为日本匠人专门准备的一样。日本人是不会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痛苦的；相反，如果真要是逼着日本人做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他们反倒会感到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雅俗共赏

2．日本人的技术路线

当然促成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很多，本书将就几个重点逐一说明。这里只考虑技术问题。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并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近代工业所需要的铁路、能源等工业基础设施。但能否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还取决于企业组织的标准化和技术普及的速度。

比方说，在一个工业化的生产组织里，首先由总工程师提出总体生产方案，然后再把它分解成各个部门的具体生产方案；每个部门在统一协调的指挥下完成特定的细部工作，最后按照一定之规组合成产品。日本在近代化之初，非常缺少总工程师这类性质的人才，但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很容易解决，因为不仅有模仿的对象，还可以直接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掌握这些技术的老师，于是剩下来的具体工作就是日本匠人们最得意的技能了。所以，日本建立近代工业化体系的迅速相当快。

不过在二战结束以前，日本工业化的程度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虽然日本纺织业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日本的重化工业都与西方国家有相当距离，只有以倾全国之力推动的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部门发展较快。日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展经济。首先，冷战格局使日本不仅获得了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的准入证，也使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其次，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升级使市场不断扩大和多层化，与传统工业化时代各国都集中于相同层次市场上竞争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提供了市场和发展机会。再有就是，在战后最初的二十多年里，以石油等原材料为主的资源供给非常丰富，而且价格低廉。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机会不仅千载难逢，而且劣势有时变成了优势。比如，英国和西德在进口廉价石油时就遇到国内煤炭行业的阻力，而这在日本是不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当时廉价的资源供给为日本走加工立国或者贸易立国提供了条件。

日本战后工业化发展的战略制定者和推动者是日本政府，特别是当时的主管部门通产省（相当于中国的计划委员会）。实际上搞经济也和打仗一样，了解战况后就要制定战略，并按照一定顺序找出所要抢占的地盘，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像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化不成熟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来说，应该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制定了以出口为导向，优先发展机械产业、加工贸易、重化工业等便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产业，并且集中政府财力进行扶持。这一经济战略常常被看作是战后日本工业化成功的秘密。

下面看一下战后日本产业选择的基本途径。

随着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刺激，日本主要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和煤炭工业，之后是发展以出口为主的造船业。1956年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在建成许多大型钢铁厂、造船厂以及基础工业设施的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并且伴随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居民消费品产业的技术革新也迅猛发展。到1950年代后期，继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等传统项目之后推出所谓“三种神器”——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同时，合成纤维工业也飞速发展。1955年，丰田公司生产出第一批国产汽车，这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汽车生产时代。

1958年至1961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主要推动力仍然是增加企业设备投资，但其间日本对原来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合理化调整。以钢铁业为例，这主要是确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原则；并且为适应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需要，把钢铁厂集中在临海地区。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车和电机等产业的发展，并且使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和普及成为可能。同时日本对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从原来以煤炭发电为主的模式转向以石油为主的模式。同时，石化工业迅速发展。

1962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会经济景气”这段时间，日本经济恰恰处于不景气时期。之后，1965年到1970年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长达近6年的高速经济成长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其间，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以“重厚长大”产业为中心的企业设备投资。并且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大，所谓“新三种神器”（小轿车、空调、彩色电视机）登场；同时伴随着大量技术革新，也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家电产品。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战后日本经济遇到的一次大考验。为此，日本政府对能源问题进行全面干预，并且实施了新的产业调整政策。也就是，通过积极开发推广节省能源、节省资源的设备和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从过去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信息化、知识密集型产业过渡。之后，按照藤冈明房在《通产省的解读方法》一书的说法，日本的产业摆脱了对石油过度依赖的体制，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实现倍增的情况下，石油进口总量减少30%。即使到现在，日本仍然是世界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

到1980年代以后，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于日本人，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说陌生，是因为过去的常识有点派不上用场了，而且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教自己的老师。于是19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开始，19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不景气阶段。

看日本工业化这一路下来，感觉就像他们是在不断地建造一个个佛像，虽然有时搞的是“重厚长大”的物件，有时搞的是“轻薄短小”的物件，如世界上最小的手机、最小的照相机，但形式上还是一群匠人围绕一种物品进行分工协作，走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路子。

伦敦大学的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在《英国与日本》一书里说：日本经济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日本非常擅长搞大量生产体制，而英国经济的不景气是因为不适应大量生产体制”。看来，英国人仍然被马克思说的“异化”所困扰，而这在日本人那里却已经成为绝活了。

雅俗共赏

3．日本人的技术特长：组合与细部

这里不妨先举几个人们经常提到的例子，看看现代日本技术的“不变”与“流行”。

首先，松下公司就代表了一类日本技术模式。松下公司曾经从欧美国家引进了300多项新技术，并且消化为“日本的东西”。比如电视机生产，一开始松下公司不仅引进生产电视机的零件，连线路图也得买；但由于他们善于消化这些外国技术，终于开发生产出世界上一流的电视机。尽管当时每卖出一台电视机，松下公司要交付专利费用1000多日元（当时为4美元），但电视机的收益却是专利费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其次是现在日本人的强项——石油化工。日本人搞石油化学工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而且靠的仍然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比如美国人的聚苯乙烯技术、英国人的高压聚乙烯技术、西德人的低压聚乙烯技术和意大利人的聚丙烯纤维技术等等。不过这些技术经过日本匠人的改良变成了更大的生产力。现在日本合成纤维的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位。

再有就是半导体。半导体技术是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的。1950年代初他们又发明了半导体收音机，但因为成品率太低，成本和价格太高，无法商品化。1952年索尼公司到美国考察时，敏锐地意识到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前景。1953年，日本引进了这项技术，并成立了近千人的研究所，全力研发有关提高成品率的技术。技术开发到这一步，剩下的就是匠人的拿手好戏了。

于是，日本人终于把半导体收音机的技术变成实用的产品。之后，他们又制成半导体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洗衣机等多种产品。同时日本人还用半导体技术制成的电子表打入长期被瑞士人垄断的手表市场；用半导体技术制成的“傻瓜”照相机挤入西德人控制的照相机市场；并把半导体技术应用于机器工业，生产出机器人，并打入机器人的故乡美国。其他还有荷兰人发明的激光唱盘，美国人发明的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复印机、以及传真机等多项技术，经过日本匠人改良后，日本产品都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主导。

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了。日本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大国，肯定不是仅仅靠搞来料加工，而是有一大批一流技术。但日本技术的来路总让人觉得特别，因为日本人自己并不是这许多技术的原创者，甚至有人说，整个日本的技术体系是三分欧洲七分美国技术的综合。这很容易让人觉得在日本人那里一定有什么窍门。但是这个窍门是什么呢？

日本著名科学家竹内均和上山春平在《第三世代的学问》一书里认为：“日本人的创造是第三代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第一代的学问是博物学的，第二代的学问是分析的、专业化的，第三代的学问是综合。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创造是综合。但他们所说的“综合”好像不是指科学理论上的那种把所有细部进行体系化的“综合”。日本人从来就不关心体系化的东西，也很缺乏西方人那样的综合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综合是以“怎么制作？”“怎样运动？”这类问题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看来，这还是一种匠人的思考方法，是把物品的功能进行组合的综合，而不是欧几里德、牛顿和爱因斯坦那种层次的综合。

关于日本人的“综合能力”，堺屋太一的话很有道理：“今天，日本工业产品具有强大出口竞争力的秘密在于细部的优点。”也就是说，日本人非常善于对产品细部进行改良和组合，并且能够在大规模生产中保证产品的质量，很少出小毛病。不怕你见笑，我竟关心小事儿了——我常年穿夹克，你肯定理解我为什么总关心拉锁的质量；在我的经历里，日本的拉锁最好用，也最耐用。

有时，我与日本人一起外出旅游，每当参观大一点儿的建筑物时，他们总是先走到这个建筑物的一个细部跟前，仔细观察，然后再重新打量整个建筑，那样子很像一个木匠在打量一棵大树。而且我说的这些日本人，有大学理科老师，也有文科老师，甚至还有农民。看来，日本人全都是些擅长细部的匠人。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经常播放一些过去日本人技术革新的成功案例。我常看，也常琢磨。最近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也开始选播，这说明日本经验对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

我看过几次介绍本田公司研发低公害汽车引擎的节目。本田公司原本是世界上有名的摩托车制造企业，后来要搞四个轮子的小轿车。其中最关键的技术突破就是他们开发出当时世界上最“环保”的汽车引擎，并因此使本田汽车成功进入美国市场。当然其中的技术细节我完全不懂，但他们的技术攻关小组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准确地说，他们那个技术攻关小组应该算是攻关大队，因为是四百名技术员不顾一切地一起上。节目里，当年的小伙子现在已是白发老人，每每回忆起当年的攻关岁月，他们总是一边说一边流泪。依我在公司工作的经验看，这个攻关大队就是一个敢死队，很有些一荣俱荣一焚俱焚的悬命劲头。

日本人常说日本历史上没有游击队，也没有打游击战的经验，所以全是阵地战。日本人是永远不明白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也不明白什么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当然在日本人的发明中还有一类由小东西形成的大产业，比如味精、方便面、卡拉OK等。我看过介绍发明方便面的师傅们的节目，感觉就是千百次地把面放到油锅里炸，再千百次地品尝，肚子胀了还接着吃，用嘴用眼琢磨——好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真是典型的匠人！

现在我国的报纸经常报道各地急需技术工人的消息，实际上就是缺少匠人。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试想，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如果每十个人里有一个日本那样的匠人，就比日本人口多。即使一亿多匠人养活其他十二亿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比现在提高很多。而且匠人也不需要逼着自己去弄一堆文凭，整天说一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大道理，他们只要在一个地方，用一生的精力干好一件事就行。